韋玉是否是巴金小說中的人物

Ⅰ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歷史中真的有這么一號人物嗎

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這個人，現在說法不一，主要有3點爭議如下：

《鹿鼎記》是香港作家金庸創作的一部長篇武俠小說。這部小說的主人公與他其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不太一樣，主人公韋小寶不同於傳統俠客，他其實只是一個底層小人物，但憑借自己的智慧走南闖北，與康熙成為朋友，還娶了7個老婆。

《鹿鼎記》的結尾非常妙，搞不清楚韋小寶是哪一族人，漢、滿、蒙、回、藏都可能，這意味著韋小寶是中華民族的後代是中國人的代表，這應該也是金庸先生大一統思想的體現。

Ⅱ 歷史上韋小寶的原型的是誰

韋小寶並沒有歷史原型，只是金庸虛構的一個人物，相當於魯迅筆下的阿Q。

韋小寶，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中的男主角。本是揚州人，其母韋春芳是位妓女。一次偶然事件，韋小寶被江洋大盜茅十八帶到北京，偶入皇宮，結識康熙帝，擒鰲拜，入天地會，拜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為師。

赴五台山探望順治帝，出家少林寺，解救順治帝。後來身為賜婚使出使雲南。平神龍島，幫助索菲亞公主奪權。後因其天地會香主的身份被康熙帝發現出逃，通吃島度過了幾年。後來取得雅克薩之戰大捷，簽訂尼布楚條約，最終攜七個夫人歸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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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筆下的阿Q以精神勝利法著稱，阿Q也叫「阿桂」，韋小寶又叫「小桂子」，雖然一個是民國時期的一介小民，一個是康熙年間的王公大臣，相隔250年，但其共同的自樂心理都是精神勝利法。

精神勝利法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所共有的社會心理現象。就下層貧農來說，他們受剝削受壓迫凌辱，如果沒有自得其樂的精神勝利和精神安慰來支撐自己，恐怕是很難寧靜地生活下去的。阿Q挨了趙太爺的打，回到土谷祠，忿忿地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於是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老子了，便自己也漸漸地得意起來，爬起身，唱著《小孤婿上墳》。韋小寶也是這樣。

他偷偷地坐一把龍椅，便發出「做皇帝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感慨，但他又終於不敢久坐，聽到有人進來，嚇得趕緊縮在一排書架後頭，驚出一身冷汗。

如果說這身冷汗能把他驚醒倒也罷了，偏偏他還要討點便宜，看到鰲拜跪著給康熙叩頭，於是將身子稍稍斜出，斜對鰲拜，心道：「你又向皇帝叩頭，又向老子叩頭，什麼滿洲第一勇士，第二勇士，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向我韋小寶叩頭？」他用這種精神勝利法來使自己處於一種「優勝」狀態，這種自尊其實是弱小者的麻木自慰和自我陶醉。

韋小寶以自己是「天下一大小滑頭」而自豪，恰如阿Q的「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這種精神勝利法對他來說幾乎是無時不在的，在五台山做主持時，與茅十八被海公公所擒後扔進花轎時，……可以說隨處可見。唯其如此，韋小寶才成其為韋小寶，在韋小寶身上，可以讀到另一個阿Q，一個飛黃騰達了的阿Q。

Ⅲ 茅盾《虹》中的梅最終結局如何

《虹》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為小說推進主線; 兩者所選取的事件都是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五卅慘案」和1927 年國共分裂, 北伐革命失敗, 並且著重人物與時代的互動關系。 本論文想通過對《虹》的分析來說明茅盾在20 年代末期, 如何藉由小說的形式來回顧、釐清和反省五四運動之後到20年代的革命歷史。由於茅盾的《虹》和葉聖陶的《倪煥之》有許多相近之處,在分析《虹》的過程中, 將以《倪煥之》作為對照, 以此突顯茅盾的特色。 二、《虹》的小說結構 《虹》是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長和社會經歷為小說發展主線的, 茅盾藉此描寫了五四新女性從五四到五卅的精神歷程和轉變。 小說第一節描寫梅行素從四川出夔門前往上海的行船路途中的感受。這一節既是對長江巫峽險峻壯麗的自然景緻的描寫, 也同時透過梅行素對風景的感觸, 概括地呈現梅行素的人生觀和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她的已往的生活就和巫峽中行船一樣; 常常看見前面有峭壁攔住, 疑是沒有路了,但勇往直前地到了那邊時, 便知道還是很寬闊的路, 可是走得不久又有峭壁在更前面, 而且更看不見有什麼路, 那時在回顧來處, 早又是雲山高鎖。過去的是不堪回首, 未來的是迷離險阻, 她只有緊抓著現在, 腳踏實地奮斗; 她是「現在教徒。」[i] 梅行素是經過五四洗禮的新女性, 憑著勇敢堅強的意志和決心掙脫了家庭婚姻的束縛,在社會經歷的沖撞中摸索人生的定位和方向, 她不能回頭, 但也還沒有看清前面的目標, 所以只能把握「現在」,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一步是一步。茅盾曾提到對巫峽的描寫不僅僅是以寫實的手法呈現三峽風光之險峻, 也暗喻梅的身世,當行船穿過夔門時, 同行的文太太感嘆「出了川境的長江一路都是平淡無奇的! 夔門便是天然的界線」, 但梅行素的感受卻是:「呀, 這就是夔門, 這就是四川的大門, 這就是隔絕四川和世界的鬼門關!從此也就離開了曲折的窄狹的多險的謎一樣的路, 從此是進入了廣大, 空闊,自由的世間!」[ii]對文太太來說, 這段行船的旅程純粹是欣賞三峽美景,但對於在人生的道路上磕磕碰碰的梅來說, 三峽之旅就是她生命歷程的象徵。她將遠離多險的四川(過去),她將懷抱著信心和勇氣投向未來廣闊的世界。 第二節起至第七節開始倒敘梅行素在出川之前的經歷。第二節至第五節描述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 勇敢地掙脫傳統婚姻的束縛。這是全書中最出色的一部分。梅是個生長在封建家庭,憑著做中醫的父親對她的疼愛而得以接受新式教育的益州女校學生。第二節開始時, 正是北京五四運動發生後一個月,這股 「愛國運動」和「啟蒙運動」結合而成的浪潮擴散到四川成都的時候。當梅跟著同學去參加少城公園的抵制東洋貨的愛國運動時, 她對所謂「愛國」並沒有深切的感受, 但在此時她被父親許配給經營蘇貨鋪的姑表兄柳遇春。即將成為「偷賣日貨的蘇貨鋪女主人」的恥辱反而將她推向五四運動的新思潮中。茅盾利用這樣的安排將五四「愛國」的概念和「個人解放」的概念結合起來。梅在閱讀《新青年》的過程中思考自我解放的道理, 並尋求解決個人婚姻問題的方法。她勇敢地向青梅竹馬的姨表兄韋玉提出私奔的要求, 但抱持著「無抵抗主義」的韋玉卻退縮了。私奔的願望因韋玉的退縮而破滅, 但梅卻在學校排演易卜生的話劇《娜拉時, 思想有了更激烈的轉變。她崇拜劇中的林敦夫人, 認為她可以為了救人將「性」作為交換條件而絲毫不感到困難, 因為她是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這樣的觀念逐漸加深,使梅同意了父親為她定下的婚約,她把自己的婚姻當作解救父親債務的方法,並立志要使柳遇春成為她的俘虜。婚後的梅,雖曾一時感到昏沉、沮喪和驚懼, 但是因柳遇春的尋花問柳而再度燃起「戰斗」的意志。她一方面努力使自己保持學生時代的堅定和勇敢,不被安穩的生活、丈夫討好的溫柔以及性慾的渴望所征服,另一方面也努力讓自己和丈夫保持抗衡的姿態, 避免自己成為丈夫的玩物。同時她也積極地向同窗舊友徐綺君求援, 盼望時機成熟可以逃脫家庭的牢籠。一直到小說的第五節中, 梅前往重慶, 在路途中與舊情人韋玉擦身而過, 而柳遇春巧妙地阻止了梅和韋玉的重逢, 使梅下定決心離開父親和丈夫,這時梅作為一個新女性獨立自主、堅定勇敢的性格已經完全成熟。 梅從家庭婚姻的束縛中逃脫出來的過程中的掙扎可以說是《虹》最精彩的一部份。茅盾對於梅性格的完整塑造和心情、思想轉變的細膩描寫是成功的主因,而茅盾對柳遇春的塑造也增強了梅這個人物在描寫上的成功。茅盾並沒有把柳遇春安排成一個惡人,只是把他塑造成一個庸俗的普通男人他很會賺錢, 婚前婚後都嫖妓,和梅那種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理想性、追求精神滿足的女人很不相配。但是他的庸俗來自於他的成長環境,他是個孤兒, 出身貧苦, 從小被送去蘇貨鋪當學徒,吃了許多苦,靠著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爬到老闆的地位。茅盾給予柳遇春以直接引語的方式為自我辯駁的機會, 展示了他的成長經歷和內心感受,也沖淡了讀者對於柳遇春的惡感。同時柳遇春很喜歡梅, 他以商人的務實觀點投梅所好來討好梅, 常常買許多有「新」字的雜志給梅閱讀(如「新潮」、「新青年」,但因為他根本不了解新思潮的意涵, 常常連「棒球新法」、「衛生新論」都包括在裡面, 搞得梅哭笑不得) 。這樣一個丈夫,使得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艱辛, 因為她的對手不是一個專制強橫的壓迫者, 因此她必須克服的是自己在面對丈夫的殷勤和生活的安定時所產生的鬆懈、軟弱的心理, 鍛煉自己獨立勇敢的性格,她的敵人事實上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自己好逸惡勞的惰性:對於柳遇春這種殷勤,梅女士卻感得害怕, 比怒色厲聲的高壓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當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幾分真心,不是哄騙,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她覺得這是些無形的韌絲, 漸漸地要將她的破壁飛去的心纏住。可是她又無法解脫這些韌絲的包圍。她是個女子。她有數千年來傳統的女性的缺點: 易為感情所動。她很明白地認識這缺點, 但是擺脫不開,克制不下, 她有什麼辦法呢!這些女主人公自我成長、自我超脫的心理描寫, 可以說是這部小說最出色也最細膩的部分。 小說到第五節時, 梅逃離與柳遇春住宿的旅館, 藏匿於同窗好友徐綺君處, 再輾轉來到瀘州師范學校的小學部任教。第六、七兩節描寫梅在瀘州任教時的社會經歷。對梅來說, 她是憑著五四個性解放的力量沖出家庭的牢籠,但是對人生卻缺乏明確的目標:明白的自意識的目標並沒有, 然而確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麼時候占據了她的全心靈的一股力,也許就是自我價值的認識,也許就是生活意義的追求,使她時時感到環境的拂逆,使她往前沖;現在可不是已經沖出來了,卻依舊是滿眼的枯燥和灰黑。這不僅僅是梅的問題,也是瀘州的同事們共同的問題,只是他們不像梅那樣具有強烈的自省能力。這些同事並不專注於教育工作, 也沒有在社會經驗中追尋人生的方向, 卻利用個性解放之便大搞戀愛游戲, 甚至鬧出醍醐閣的丑劇, 事後卻擔心名譽受損。梅在這一群目光狹小、庸俗無聊的教員中顯得鶴立雞群,男同事對她的美貌的追求、討好或覬覦,女同事因為她的出眾而欣羨、嫉妒或鄙夷造謠, 她都表現得不以為意, 毫不動心。對她來說, 真正的痛苦不只在於同事的胡鬧和攻擊排擠, 更在於無法找到人生廣闊自由的大路。第七節結束時,梅離開瀘州師范學校小學部。在簡單地交代梅在惠師長公館又做了兩三年的家庭教師之後,梅終於踏上離開四川的旅程, 小說結束自第二章起佔了六章篇幅之多的倒敘, 時序與第一章梅出三峽相銜接。 第八章至第十章寫梅到了上海, 受到(共產黨員)梁剛夫的影響而走上社會革命的道路,小說結束在梅參加「五卅運動」的示威活動。第八章開始時,以「江浙戰爭」點明時間是1924年十月下旬。從遙遠的四川來到大城市的梅為復雜的上海感到迷亂, 如同梁剛夫對她說的:「太復雜, 你會迷路」。五四之後在生活的歷練中變得堅定而勇敢的梅面對上海復雜的社會大環境, 以及對她的美麗絲毫不假詞色的「英雄」梁剛夫時, 卻也不由自主地生出缺乏自信心、優柔寡斷的「第二個自己」。然而好強的她卻不願意走回頭路, 她決定要像從前一樣「高視闊步, 克服這新環境」。於是她接受梁剛夫的安排參與了秋敏女士所主持的婦女會工作, 在與黃因明同住期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這些書籍如同五四時期「新」字排行的書報, 給梅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之後她在與梁剛夫的接觸談話中, 逐漸對中國的社會局勢及中外關系有所了解。在梅被梁剛夫所吸引, 而梁剛夫卻專注於政治活動的情況下, 梅決定: 「我也准備著失戀, 我准備把身體交給第三個戀人——主義!」[iv] , 於是梅毫無私情地投入了熱血磅礴的「五卅運動」。 《虹》以梅行素自五四至五卅的成長和思想轉變為小說的發展主線,表現梅行素從五四接受新思潮而啟蒙——以行動追求獨立、自主的個人——度過五四退潮期的茫然苦悶——逐步了解社會情勢, 並投入群眾的社會運動中的轉變。如同茅盾所說:「這是我第一次寫人物性格有發展, 而且是合於生活規律的有階段的逐漸的發展而不是跳躍式的發展」。 三、梅行素人物形象分析 梅行素和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相比,作為女性的梅行素, 所走的道路與身為男性的倪煥之自然有很大的差異。最大的差異是在五四時期,當倪煥之已經開始在社會上站穩腳步,並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時,梅行素還在與家庭斗爭,與丈夫進行角力戰,這突顯傳統觀念給予女性的限制和束縛遠比男性更大。在五四時期, 倪煥之所扮演的角色是「啟蒙者」,將各種新思潮、新觀念以教育的方式加以實踐,而梅行素則是個「被啟蒙者」,在接受新思潮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她面對自我個人、家庭和婚姻的態度。對於五四時期的新女性而言, 最大的課題在於打破傳統家庭與婚姻給女性的束縛,以及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說是梅行素作為一個「五四女性」解決這兩大課題的過程, 通過這兩大課題的考驗, 梅行素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整的「個人」。小說的前二分之一, 著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 努力擺脫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縛, 勇敢地隻身在社會中闖盪, 這一部份強調梅行素的個人主體意識的建立; 小說的後二分之一,從梅行素在瀘州教書,到梅在上海受到共產黨員梁剛夫的影響而走上群眾運動的道路,參與五卅運動,這個過程是梅行素在社會上找尋人生方向的過程。在作家的安排下, 梅行素最後確立的人生方向, 就是集體群眾運動的道路。如同《倪煥之》一樣,《虹》也呈現了知識分子從「個人」到「集體」的道路, 不同的是, 對葉聖陶而言, 他著重在表現知識分子陷落在「個人」與「集體」的斷層中的窘境; 對茅盾而言, 梅行素參與「集體」,不但不是喪失「個人」, 反而是成就「個人」。 這樣的差別來自於茅盾對「時代性」的要求。茅盾在《讀〈倪煥之〉》一文中強調小說的「時代性」, 而他所謂的「時代性」又包含強烈的「革命性」傾向: 「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 換言之, 即是怎樣地催促歷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對於「革命性」的要求,使得《虹》可以說是茅盾在20 年代末期以共產黨的史觀重塑五四以來的「革命歷史」的作品, 而主人公梅則是「革命歷史」的象徵, 以她個人的人生歷程規劃出「革命歷史」的道路。將梅行素放在茅盾「時代女性」的系譜中, 有學者認為:以《蝕》三部曲中的靜女士、方太太、孫舞陽、章秋柳、《野薔薇》里的嫻嫻為序,以《虹》的梅女士為終結, 從各篇小說創作的先後時序來看, 她們呈現某種曲線的運動, 向「革命」的歷史運動與方向愈益靠攏。換言之, 隨著作者描寫技術的改進, 她們在思想氣質上更具時代性或社會性, 她們的主體意識表達得更具革命性。梅所展現的「革命性」,可以從《虹》這部小說「小說的倒敘結構」、「人物性格的塑造」、「面對五四新思潮的態度」、「小說的結局」等幾個方向來證明。為了突顯《虹》的「革命性」, 仍然以同為「教育小說」的《倪煥之》作為參照的坐標。 首先, 在「小說的倒敘結構」方面, 雖然兩部小說都以主人公的成長轉變為小說的發展線索,但同樣的兩部小說都採用一部分的「倒敘」手法,在第一節以「乘船」的意象象徵著主人公行駛在人生的河流上,並以「主人公懷抱著夢想迎接新生活」作為小說的開頭: 倪煥之乘著低篷船沿著吳淞江來到新的學校,在本節結束時到達目的地, 贊嘆著:「啊! 到了,新生活從此開幕了!」, 第二節起倒敘倪煥之過去的成長背景、學習過程以及產生教育理想的過程,第三節時序接上第一節,倪煥之展開實踐理想的新生活。梅行素則如前所述,乘著大輪船沿著長江出三峽,行船出夔門時, 梅滿懷喜悅: 「從此是進入了廣大, 空闊, 自由的世間!」, 第二節起倒敘梅在四川的經歷, 這個龐大的倒敘一直到第八節才接上第一節的時序。 強調這個倒敘的結構目的在於突顯出兩位主人公同樣乘著船,期待著新生活時,他們所面對的「理想」的差異:就小說的整體結構來看,倪煥之是結束辛亥革命以來的消沉,他所嚮往的理想是五四時期的「啟蒙教育」;但對梅行素而言,她所要結束的是五四走出家庭之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她的理想是走到寬闊自由的世界(社會),她即將面對的是熱血沸騰的「五卅運動」。對安排小說布局的作家而言,葉聖陶所著重的是「五四」,而茅盾則更強調 「五卅」。「五四」的精神是啟蒙運動,而「五卅」的精神是(反帝) 群眾運動。茅盾強調「五卅」,在於「五卅」是許多知識分子認識 「群眾」的轉折點,也是20 年代中期中國大革命的開端, 同時它能夠鮮明地劃出從「個人」到「集體」的「革命歷史」的路線。 其次, 就「人物性格的塑造」來說, 倪煥之是個「理想主義」者, 他的理想與現實之間有相當的差距,他的小家庭也沒有經濟上的困難,以世俗的眼光來看, 倪煥之完全沒有遭遇失敗, 但是倪煥之卻有深深的幻滅感, 因為失敗的是他的 「理想主義」。與倪煥之的「理想主義」相對照, 梅是個「現在主義」者。她的信念是「不要依戀過去,也不要空想將來, 只抓住了現在用全力干著。」她靠著「現在主義」擺脫了婚約的苦惱所產生的自怨自艾, 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離開丈夫,並馬上付諸行動。她「現在主義」的決斷力和行動力賦予她勇敢堅決而耀眼的「雄強美」, 使她周圍的男子不論是蒼白的韋玉或庸俗的柳遇春都顯得膽小懦弱和平庸。即使到了瀘州, 在眾多學校同事之間, 梅依然顯得大方坦率, 就連行事作風大膽的張逸芳也相形失色。 第三, 在「面對五四新思潮的態度」上,同樣可以看出茅盾重新梳理歷史的態度。小說的前半部描寫新思潮隨著五四運動擴散到遙遠的四川成都, 對於《新青年》等刊物的熱切期待使得梅行素和僅僅識面的徐綺君迅速地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在吸收新思潮的過程中,每一個陌生的新名詞都給梅強烈的愉快和極度的興奮。雖然梅毫無偏見地吸收著各種駁雜的新思潮,但是小說冷靜的「敘述者」卻站在更高的位置,不無批判意味地點明這些思潮對梅的人生困境而言都是「架空的理想」:個人主義,人道主義, 社會主義,政府主義,各色各樣互相沖突的思想,往往同見於一本雜志里, 同樣地被熱心鼓吹。梅女士也是毫無歧視地一體接受。 梅行素的行動力使得她從五四到五卅的發展就是茅盾所謂「時代給與人們以怎樣地影響」和「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五四時期的梅深受「時代」的影響成為「被啟蒙者」,在五四浪潮的推動下沖出了家庭的牢籠,雖然前方的目標朦朧 但她卻不由自主地被「歷史」推著向前沖;而到小說末節時梅加入了「五卅」示威的行列,小說結束在「包圍總商會去!」的「行動命令」中,這個命令充滿著主動、積極、前進的力量,集體的人群反將時代推進了群眾運動的新方向。 梅行素從五四到五卅的發展也同樣展現了「個人」到「集體」的道路。五四時期的梅行素受到個性解放的影響追求自己的前途,並且靠著自己的力量在社會上闖盪,和社會上的丑惡斗爭,她將自己「個人」與環境惡勢力相抗衡的能力發揮到極致, 她只相信自己。如同她的自述:「什麼團體, 什麼社會, 這些話, 紙面上口頭上說得怪好聽, 但是我從來只受到團體的傾擠, 社會的冷淡。我一個人跑到社會里, 社會對我歡迎么?」[v]她從來不曾意識到「群體」的存在, 因為「群體」對她而言只是壓迫她的力量,而不是支持她的力量。梅帶著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來到上海,當她因為想探知梁剛夫、黃因明的秘密活動而不得,好強的她竟想靠自己的力量 「獨立門戶」來從事梁剛夫他們所謂的「活動」, 完全不了解以集體的方式進行政治活動的意義。即使後來梅接受梁剛夫的安排到婦女會工作,她依然只感受到膩煩和無聊,無法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力量。一直到使人激動而憤怒的「五卅慘案」發生時,事件的嚴肅性使梅決定放棄對梁剛夫的迷戀而投身於工作,才感受到「群眾運動」的重要性, 同時強調「集體」的「紀律」。在5月31日的遊行中,義憤填膺的梅一再被熱血所激動,想憑著快意行動,但她卻時時提醒自己:「紀律是神聖的!」,她了解到革命運動的嚴肅性,如果放任自己的沖動單獨行動,只會給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在「五卅運動」熱潮的洗禮之下,雖然不能證明梅從此便順遂地走上集體的道路,但是她終究認識到集體革命的重要性,同時有意識地壓抑自己強大的「個人主義」。 四、《虹》的成就與意義 《虹》通過梅行素的一段人生追尋,不但真實地展現了二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迷惘、痛苦與追求,而且生動地刻畫了梅的性格。「虹」這一意象,既象徵著梅女士對理想的一種感覺；既美麗、又虛空,那麼誘人,卻又那麼縹緲；同時,這一意象也暗示著作者本人對於美、對於理想的深刻的幻滅感。《虹》的敘述,始終依循主人公梅行素的人生軌跡,但由於主人公的性格與思想始終是探索的、追求理想的,因而她的人生軌跡總是與時代大潮相追隨,這就使作品的敘述始終具有一種非凡的氣度與寬廣的視野,有史詩的韻致。由《蝕》到《虹》,我們看到茅盾小說的審美情趣的確是崇高的、有史詩感的。他總是在尋求以一種美的形式,為中國現代風雲變幻、可歌可泣的大時代「留一印痕」。